编者按：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高解春不改变追逐潮流的勇者的本色并不容易。一方面是个性造成的，另一方面恐怕是习惯。
从《人道与底线》开始，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落收益，善于学习24式太极拳的高解春。上海红会工作经验相对较短，但也值得“心平气和、松散、圆润、连贯”的技术关键。回首往事，荷花盛开，清莲如洗心。
12.叙事医疗管理
红十字会职业生涯的春秋时期有几次
文｜高解春
这里的红十字职业生涯一般不是指我从1975年开始的医生生涯，而是指我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从事红十字会的工作。我感到骄傲和满足，因为我对红十字会有了更多的理解和理解，并在生活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2014年8月21日，我已经看到任命的批复和组织对话。早上，我在博客上发布了《挥手，康定园九年风雨》。中午，在炎热的夏天，我跟随市长和市委组织部领导来到上海红十字会会议室，与静安寺一街隔开，正式担任上海红十字会党委书记（计划担任上海红十字会执行副会长）。我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岁月和经历让我成熟，我的职业生涯没有带来任何惊喜，新职位的挑战也不会像走进康定园那样紧张。但在冷静和冷静的同时，我也知道我对红十字会的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新的职业需要学习和承担一些沉重的责任。
我知道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群组织和我长期从事的医院管理有很大的不同。然而，管理中的许多事情是相互关联的。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整理：我查阅了许多文件，从红十字会章程、群众组织要求、历年工作总结到运营报表；采访了团队成员、中层干部甚至普通干部，特别是前马强会长、谢丽娟会长，他在红十字会文化造诣深厚，在红十字会管理方面有着长期经验，甚至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郭长江、王海京副会长，让我对红十字会的宗旨和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虽然红十字会和其他群体组织一样具有鲜明的群众性和合作性，但红十字会在人道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国际性是中国其他群体组织无法替代和比较的。然后，我根据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国内实践的可行性等要素，梳理上海红十字会的职责，确定工作重点：应急救援培训、救灾物资储备、造血干细胞捐赠宣传组织、红十字青年和志愿者服务团队组织、上海独特的儿童住院互助基金融资管理，这是毫不犹豫的责任和主导任务。应急救援队组织、灾害和慈善捐赠、免费献血和遗体器官捐赠更多地与和协助其他政府部门、专门机构和慈善组织共同完成。红十字会应该更加突出人性和生命援助。应急救援队组织、灾难和慈善捐赠、免费献血和遗体器官捐赠更多地与和协助其他政府部门、专门机构和慈善组织共同完成。红十字会将更加突出人性和生命援助。明确重点，我们可以根据不做事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提高有限的人力、财力和其他资源。
进入红会后，对人道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刻。在红十字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我有幸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议，并反复学习了他在会见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时所说的话：“红十字会不仅是一种精神，也是一面跨越国界、种族和信仰、引领世界人道主义运动的旗帜。”。在组织全市红会干部学习的同时，我梳理写了《人道与底线》，明确提出人道是人生尊重和人格尊严维护的底线。以历史和世界上许多值得反思的政治运动和民族独立斗士的现象，我提出“任何人在人道底线前失去控制和约束，他的生活往往是痛苦、孤独，甚至终生后悔”。在列出现代社会一些年轻人忽视生活，特别是缺乏尊重人格尊严教育后，强调青少年、大学和中小学人道主义教育的必要性，提出尊重生活和维护尊严，是人道主义不被任何时代和环境变化所掩盖的普遍适用性，也是人道主义数百年的魅力。文革后看了戴厚英的《人，啊人》，学会了自律和宽容，又一次升华了思想，把《人道与底线》比作自己。
2014年，这是一个不必要的“网络事件”，通过社交媒体的影响，引起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质疑，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在这种舆论的冲击下，原本容易被边缘化的群体组织的无奈和无助，使得整个红会组织笼罩在一种委屈和不自信的氛围中。上任后，我阐述了我们组织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属性，提高了员工的信心，强调了群众组织的信誉与法律保障、专业素质、舆论宣传以及公众的认知、认可和参与密切相关。在公开透明、标准化运营、加强管理的基础上，利用过去的卫生信息经验，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时关注红十字会工作信息，适应组织内向多元化、多角度的公众评价；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及时响应敏感舆论，正视听；还利用互联网提高人道主义服务质量。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和公共信息都是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纳入监督评价体系的..我写的《互联网思维下的红十字公信力建设》也发表在《中国红十字报》的“公信力建设在路上”栏目上。
长期的管理实践让我明白，组织属性的确定和运行机制往往是组织行为的指挥棒。作为一个群体组织，上海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参与公众管理的群体组织。但由于历史原因，其备灾中心和事务中心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编制远远不够。这种编制属性与红十字会公益属性的冲突对机构功能、团队凝聚力和组织行为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备灾中心在承接大量救灾物资储备、红十字救援队培训等公益项目的同时，经过反复尝试，为了生存创收，必然会走进死胡同。到任后，我积极与市财政、市编办沟通，使备灾中心从二级公益事业单位转变为全额拨款的一级公益事业单位；事务中心从三个事业单位扩展到15个事业单位，从组织属性、财务拨款、人员结构等方面为上海红会工作的公益性注入了必要的保障。
在红十字会核心业务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上海红十字会传统优势和特色应急救援培训、红十字会青年人道主义教育，考虑新时代应急救援的新需求，借鉴国际红十字会经验，开始在机场、地铁、高速铁路、大型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公益项目，成为提高群众自救互救水平的重要举措。我们将政府拨款与社会捐赠相结合，连接城市红十字会，首次配置310台，每年配置300-500台，将心脏除颤纳入红十字会急救技能培训，使AED项目成为上海红十字会在全国率先开展的特色项目。
作为省市红十字会集团的负责人，不同于普通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和工作者，他们有责任在理论和日常工作梳理后，如何通过政策层面甚至立法拓展红十字会工作的新局面。我还是一如既往的直言不讳:第一年，我参加了全市慈善活动，比如蓝天下的爱情、温暖送三岛、红十字会上千万人帮助千家万户。当时，根据传统习惯，救助者被要求在公共场合向受助者提供救助资金和救助材料。受助者在舞台上低头不知所措，目不正视，无奈不安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学习了国际红十字会援助的一般做法，结合上海红十字会“人道救灾援助受众和公众反应研究”的结果，写了“照顾受助者的尊严”博客，并在“蓝天爱”总结会上提出，未经救助者和受助者同意，不得轻易泄露救助和受助者信息，取消受助者的现场援助，慈善机构通过捐赠、转移等无形方式照顾受助者的尊严，该倡议得到了市慈善基金会、共青团市委等组织者的认可，成为慈善活动的共识。
2014年除夕外滩踩踏事件后，面对“退休兄弟”的大喊大叫，腾出空间。然而，除了温州医学院的两名护士和数十名外国游客进行现场急救外，由于缺乏急救技能培训和法律保障，许多游客“无法挽救”和“无法挽救”，我梳理并撰写了《撒玛利亚好人的烦恼》，从西方好人法的普及到中国各地社会急救立法的推广，作为市人大代表，我在十四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加快救援培训普及和救助人免责立法的议案》。
2016年5月1日前夕，《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终于进入市人大审议程序。然而，当我看到草案时，我很着急！本条例草案限制了社会急救人员的资格和行为，按照急救规范进行操作，确定了急救的二次损害，并设立了国家赔偿。这些与鼓励社会急救、解决当前“不敢救援”的主要矛盾和正确理解撒玛利亚好人法的内涵不相容。此外，《条例》草案对社会急救培训组织主体、社会急救培训对象、AED配置和培训没有明确规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尹一璀赶紧拜会。预约半小时的会议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她耐心地听了我的故事，阅读了我整理的相关信息。最后，她让《条例草案》的作者来红色会议与我沟通，并让我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月刊》上写下《社会急救立法的思考和建议》。在市人大亲和力、睿智、善于倾听、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的支持下，最终定稿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社会急救是指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突发现场采取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处理等基本操作，减少伤害的活动或行为”。在“社会急救”第四章中，明确“鼓励具有急救技能的公民对危重患者实施现场救援”、“受法律保护的应急现场救援行为，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地方法形式明确完全免除社会急救责任的“好人法”。AED的配置和使用在交通要道、学校、体育场馆、文化娱乐场所、大型施工现场配备急救设备、AED和掌握急救知识的人员；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急救培训，公安、消防、公交车司机、乘客、学校教师、保安、导游必须具备急救技能；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学校、居委会应当组织人员参加《条例》的急救培训。2016年7月，《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终于通过，在全国人大会场热烈掌声时，我的眼睛里溢出了几滴满意的泪水。
红十字会的职业生涯在我42年的职业生涯中非常短暂，但红十字会极大地升华了我职业生涯的夕阳，尤其是在人性和人道主义方面，这可能会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