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医科大学和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的“2023年医学研究暑期培训班”上，围绕着“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性医科大学？”、“到底是先培养临床能力？还是科研能力？”、“怎样建立新型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要不要办4+4学制”等多个关键问题，在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创建人梅林的主持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乔杰、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首都医科大学特聘校长助理廖新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问：不同的医学人才的这种培养方案，比如4+4，对于阶平班的培养有什么样的启示？以及首医将来会不会有做4+4这样的想法？
饶毅：整个美国医学科学教育历史只有100多年，1900年之前美国医学教育混乱。到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Flexner Report）才改革医学教育，形成4+4体系。这个体系有非常大的优点，通过一套标准确定了医学院和医生的资格，因为在这之前美国医学教育是没有标准的，石油大亨老洛克菲勒的父亲就没有上过医学院而行医。另外弗莱克斯纳还认为医生行医的时候不能太年轻，所以当初毕业于4+4体系的医学生，并不一定比5年制或6年制学医的人更懂医，只是年龄大一点，更让人尊重一点。
但中国引进4+4学制的时候，并不一定搞清楚美国为什么会这么设置。中国的4+4就可以是东施效颦。如果真做4+4学制，可以在前4年根据学生特点设计多种特色课程，而不是设计一个标准课程。美国4+4学制设置标准课程是历史延续，中国在模仿4+4模式却不理解原因，也没有考虑如何学制能做得更好。实际上，中国完全可以在医学教育有更好的体系，当然这需要有人动脑筋，有人努力，而不是人云亦云。
廖新生：首医要不要办4+4？至少现在首医还没有讨论这件事，8年的阶平班已经是中国版的MD–PhD。要不要在上面再加几年变成12年，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先办十几年再说。有一批学生出来以后，才能看清楚我们到底能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师科学家。
乔杰：我要稍微谈一点有争论的问题。我刚才讲到欧洲、美国医学通过不同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临床医生，这其实是满足公共卫生、药学、基础医学不同体系对人才的需要。刚才大家可能更多谈的是临床医学方面。
4+4培养的是什么人？创新人才，是探索者。但即便是“贝雷帽”项目这些优秀的，最后成为医学科学大家的人。他们最初做的也只是普通的临床医生。有些人成为了能管一间病房的主治医生，但是也有很多人做了家庭医生。
医学教育有很多种，5年制培养的医学生，可以去做我们特别需要的临床医生。5+3毕业能成为市级医院的骨干医生。我相信饶校长在首医要培养的是真正医学顶尖的科技创新人才，要做顶尖的循证医学研究。但想要做循证医学研究，要等到成为领域中的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才，并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疾病的理解认识才行。不管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试验，医生都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协调，病人作为被试者，也要相信医生才能一起做一项研究。
医学教育一步一步在推进，针对不同人才会采用不同的培养方式。我曾经也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北医的8年制培养，结果10年、15年之后发现，当时没有发出文章的学生，因为有着非常好的临床基础培训，后来成为了学科的骨干。他们不仅仅在疾病的机制研究上，在循证医学研究上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特别希望不同的探索都能够得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