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消化内科刘占举教授及美国学者黄海亮教授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李明松教授在Nature Genetics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Genetic architecture of th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 across East Asian and European ancestrie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致力于东亚人群（East Asian, EAS）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仅在EAS中就发现了80个IBD基因位点，其中16个是从未报道过的。与欧洲（European, EUR）IBD人群的数据进行联合分析和对比后，研究发现了81个新的IBD相关遗传基因位点。虽然IBD的遗传效应在不同人群之间通常是一致的，但相较于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风险易感基因有更强的血统依赖性。同时研究发现纳入EAS和EUR数据建立IBD多基因风险评分相较于仅使用单一人群数据，有了更高的预测准确性。
研究主要内容
炎症性肠病是一组慢性肠道非特异性炎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发病部位常常可累及整个消化道黏膜。患者典型症状可表现为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肠梗阻等，还可出现诸如巩膜炎、口腔溃疡、结节性红斑等的肠外表现，病情反复、迁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及工作。目前虽然对于IBD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但关于IBD的具体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明确，主要发病原因可能还是与基因多态性相关的遗传易感性、持续的肠道感染、肠道菌群作用、肠黏膜通透性改变、环境及饮食习惯等多因素有关，最终导致肠道免疫系统异常高反应，从而引起肠道炎症发生。近年来，对于IBD基因表型的研究日渐火热。其中，研究的分子表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mRNA、lncRNA、miRNA、微生物、遗传变异、调节因子、转录因子结合位点、组蛋白位点修饰、DNA甲基化、染色质易接近性、染色质顺式作用与反式作用原件等。这些不同的分子表型可进一步揭示IBD的基因学背景。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IBD的遗传研究都是通过欧洲人群数据得出的，非欧洲人群中只进行了少数小样本量的研究。这种对人群的严重偏移限制了我们对IBD生物学研究的认知。
刘教授率领其团队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东亚人群IBD基因研究，包括14,393例IBD病例和15,456名健康对照，其中来自中国的IBD患者6000例，健康者6500例，仅在EAS中就发现了80个IBD基因位点。在80个与IBD相关的基因位点中，16个是从未报道的新的IBD基因位点，包括ADAP1和GIT2。54个是首次在EAS中报道的，其中有38个是在欧洲人群中已报道的，这也表明IBD的遗传效应总体上是趋于一致的。
通过与来自国际IBD遗传学联合会(IBD Genetics Consortium, IIBDGC)的5,671例芬兰病例和303,191名对照以及25,042例非芬兰欧洲人群和34,915名对照进行比较分析，该研究从总共45,106例病例和353,562名对照中全面分析了EAS和EUR人群之间IBD的遗传基因。研究发现了81个新的IBD相关基因位点，使IBD相关基因位点的总数增加到320个。
由于不同人群IBD基因位点存在一定差异，利用遗传信息预测个人疾病风险的能力也可能不同。研究使用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对此进行评估后发现，使用来自两个血统人群的数据时，CD和UC在预测准确性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改进，这表明适当的建模和整合血统不同的人群对于在临床和研究环境中公平地部署多基因风险评估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