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5月的尾巴，一大波省级疾控局上线营业。
5月30日，青海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5月29日，吉林、辽宁两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5月28日，黑龙江、湖南两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5月26日，四川、浙江、广东三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
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5月18日以来，共21个省市自治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局陆续挂牌成立；期间还有不少市县也纷纷宣告疾控局挂牌成立。目前看来，各省级疾控局“主官”任职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地区是由原来省疾控中心负责人提为疾控局局长并进入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一些地区是由原来分管疾控工作的省卫生健康委负责人担任。
这个由上到下全新建立的疾控局体系能带来哪些改变？能为下一次突发烈性传染病的到来起到多少缓冲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焦点。
新诞生的疾控局：行政、业务双肩挑
“疾控局正式挂牌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三定方案到内部管理，各方面定下来之后才开始运作。目前国家对于疾控局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模板，需要地方自己捋清思路摸索。”就职于国内某985高校公卫学院教授李力认为疾控局挂牌并不晚，反而是疫情、国家政策明朗之后，大家做这块工作会更有底气、更有方向。
“现在国家疾控局主任同时也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行政和业务双肩挑。这是疫情三年防控过程中一个最明显的改变。除此之外，疾控局独立后，它从内部管理、人事编制都会有更大的自主权，包括上下信息沟通汇报都会有所加强。”李力告诉医学界智库，此前国家改革也曾有专家提议让疾控局像医保局一样完全独立出来，但这种改革存在难点。“如果疾控局作为一个副部级别独立部门，就变成了一个纯行政指挥机构，业务应该由下面单位来承接，比如国家卫健委和医院。”
疫情初期，武汉告急，时任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行政领导坐镇前线，对于整体布局的调动组织能力有目共睹，而各方支援医院也是非常买账。“疾控工作跟国家卫健委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疫情防控不只是防的工作，更多是治，如果独立，它将面临的治理和工作协调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来说，疾控局现在的人事配比或许更有利于行政管理和业务运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被指有一些不够合理的体制和职能，例如，体制上，从中央至地方四级是非垂直管理模式、地方CDC需听命于地方政府而非上级CDC；职能上，历来重业务与技术、轻管理与政策，信息发布权与行政权不足。SARS疫情后我国公卫队伍萎缩、地位低下、医防分离等问题也再被提及，疾控体系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
“总的来说，国家还是越来越重视人群的集体预防工作，把它做成一个独立的系统，让一部分人能够集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管理层面来看肯定是好事。但我们也面临挑战，关键还要看怎么开展工作？如果没有创建一个方便的工作机制，没有给到一定资源去吸引优秀人才？单纯一个体制改革是不够的。”
另一位985高校公卫教授陆康对疾控局的成立则是既喜又忧。喜的是，疾控局独立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拿到了疫情信息披露的权力，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承认，主动权和自主性都能提升；忧的是从管理层上来说，管理层级越少效率越高，而疾控体系最缺的还是吸引人才的资源，目前还尚未明确。
聚焦传染病防治和卫生监督
疾控局防控工作能否通天接地？
三定方案出台后，国家疾控局主要负责两条线，一条是以传染病防控为主的疾病预防控制的这条线，另一条是卫生监督。
值得关注的是，《规定》提到，国家疾控局将协同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科研体系建设，拟订疾病预防控制科技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也就是说，在慢性病业务中，国家疾控局的地位降为辅助协同作用，医防融合的重任仍被保留在国家卫健委内部。
“原来我们疾控管理和实施有某种程度上讲存在“两张皮”现象，行政管理和实施也是两张皮。我期待这两张皮以后能够结合得更紧密些。”在李力看来，剥离临床慢病、免疫等等医防融合相关业务，走专注防疫“小”公卫的路子，或存在一些弊端。因为传染病防控细小琐碎却涉及国家经济、公共安全等方方面面，需要一定的权力和地位作为强有力的执行保证。
拿目前结核病防治为例，一些偏远地区结核病患者确诊后，当地结核病防治所没有能力诊疗，推荐转去中心省会治疗。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往往需要自发前往，中间搭乘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客观上造成了潜在传播风险。现有资源条件下，疾控局可能无法动用专门的力量去把这样的患者单人转运。
此外，疾控从研究、管理到日常业务的实施此前联系并不紧密，比如高校难以拿到疾控的数据，而卫生行政部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角度又不一样，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三块没有很好的联动起来。而这一点，其实已经引发了公卫界的关注。国家疾控局副局长沈洪兵曾在《疾控系统如何补齐短板弱项？》一文中写道，加强地市级以上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技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在科技项目布局、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强化协同攻关机制，鼓励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优化数据、平台等科研资源的共享开放机制，培育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
而陆康对医防融合和科研则持有不同看法。“慢病临床这块这更多还是医疗的问题，总不能让疾控局管医院。所以我认为无论是拿出去还是留下来都不会影响疾控局的专业能力，慢性病的关键在早发现早干预，这是医疗部门的工作范围。慢性病的人群健康教育、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预防预警与信息披露等是疾控局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他指出，疾控是一门需要复合性人才的的学科，它的顶尖人才、学科带头人应该从一线切切实实走出来的专业人员，而不是盲目引入。疾控的科研应该是应用性的研究，不要与专业的研究所与大学去争项目。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金春林主任也认为慢性病业务的剥离对疾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大健康概念下，疾病防控似乎不应该和慢病分家，但经过几十年（做）下来，发现疾控中心可能的确没有能力去处理这块，加入进来可能反而让其分散精力，毕竟现在很多慢病防治工作是放在类似基层卫生中心的医疗机构来干的。”
财政预算紧张的时代大背景下，
疾控局应该开源吗？
长期以来，疾控人才“增量不足、存量流失”。
沈洪兵也曾对我国疾控体系现状及问题进行阐述。目前，我国共有疾控中心3376个，专业技术人员15.8万人，各类卫生应急队伍1.55万支、超过20万人，初步满足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需要。然而疾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包括能力不强、机制不活、动力不足、防治不紧密，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才、编制、经费。
他表示，目前对疾控机构及队伍的重视仍然不够。前几年，疾控中心的数量有所减少，一些地方把疾控中心改掉了；人才队伍增量不足、存量流失，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公共卫生类别执业医师数量从13.1万下降到11.8万，人才培养周期长、门槛高，但薪资待遇、晋升和临床医生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如今疾控局成立，10万多疾控人的待遇又该如何提高？钱从哪儿来？
有观点认为，疾控局或许应该参照90年代双轨制，做大蛋糕——1989年-2009年，疾控机构开始实行政策投入和有偿服务收入并行的双重补偿机制，即国家允许疾控机构将健康检查等项目列入有偿服务，所得收入全部留给单位，以弥补政府补偿经费的不足。
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李力和陆康的强烈反对。
“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的疾控部门都没这么做的。收支两条线，哪里有利益就会去哪里，公卫人员很大可能会忽略对公众健康效益更应该做的这部分工作。”李力指出，公卫人才流失并不是因为被列为一类机构，而是管理出现了问题，疾控应该像消防局、部队一样应该加强演练、训练，并根据业务性质做好绩效管理，最好由政府打包负责。
陆康也指出，90年代的路子已经被证实走不通——那时候的疾控局有卖电视机的，还有开超市小卖部的，最后都没有跑出来。“疾控是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是‘完全公共的物品’，公共的物品就应该政府买单，不要让他们自己解决生机。一旦自己解决，你给他们再多的人都不够，他们会把人协调到去有偿服务方面。所以疾控不应该有一点点市场化，它应该为人群、疾病服务。我们的财政应该把这部分人养起来。”
陆康表示，过去国家没钱，我们也可以把公卫工作做得很好，在预算有限的大背景下，国家应该理性投资。在疫情三年中，无数疾控人日夜奔走加班进行疫情防控工作，这些加班费用补偿应该做到位，而在平日，疾控人也被埋在大量的实际工作中，他们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尊重。
沈红兵在涉及公卫绩效改革时也提到，疾控机构是政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各级财政应足额保障属地疾控机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发展建设支出和人员、公用、业务等经费，建立财政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的长效投入机制，并纳入政府经常性预算安排。
李力、陆康均为化名
